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最佳途径。自上世纪60年代开展器官移植以来，我国每年临床实行器官移植的数量约为1万例，而目前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有150万，等待器官移植与可进行器官移植患者的数量比值达到150∶1。

厦门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齐忠权教授表示，器官移植存在的严重供需矛盾，是他进行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免疫耐受诱导、免疫抑制剂等研发的动力，更是他近年来运用干细胞、组织工程和动物克隆技术对异种移植进行探索和研究的决心。齐忠权说，追求更长久的寿命和更高的生活质量是每个人的权利，随着我国器官捐献制度的逐渐完善、异种移植发展和组织工程技术的提高，终有一天，器官移植会拯救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完成人类医学史上的又一革命。

供体短缺异常严峻的形势，迫使我国成为目前国际上唯一允许使用死刑犯的国家。在我国每年进行的尸体器官捐献器官移植手术中，90%以上的供体来自死刑犯。同时，供体的极度短缺滋生了器官买卖等很多社会问题。

齐忠权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至今未实行脑死亡法以及缺乏行之有效、管理严格的器官捐献体系。此外，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导致很少人愿意捐献遗体或器官，这种落后观念限制了器官移植工作的开展。

其实，相关主管部门非常重视我国器官捐献面临的问题，2007年，当时的卫生部不仅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还于2010年3月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10省市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经过3年多的尝试，截至目前已有19个省(区、市)初步建立了器官捐献体系，实施器官捐献700余例，捐献大器官近2000个，挽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

但齐忠权指出，即使在器官捐献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单纯依靠器官捐献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

随着干细胞技术和组织工程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梦想在体外培养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齐忠权介绍说，目前人们不仅可以在体外将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为能分泌胰岛素的胰岛β细胞、能跳动的心肌细胞等，人们还开始尝试结合干细胞技术和合适的支架材料体外构建有功能的组织或器官，比如具有三层结构的血管、可以搏动的心脏或者可以分泌尿液的肾脏等。组织工程器官不仅避免了克隆技术存在的一些伦理学问题，还不存在免疫排斥问题，是解决供体短缺非常理想的途径。“但是越理想的方法需要克服的困难也会越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比较而言，利用异种移植解决供体短缺问题，眼下则要现实的多。”齐忠权说。猪与人类关系亲密，器官大小相仿。随着转基因技术、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开发，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猪器官的免疫原性，甚至通过嵌合方法在猪体内直接生长出人体器官，使猪成为源源不断供应人体器官的工厂，解决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异种移植实验中，目前已取得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比如猪的肾脏存活3个月以上，心脏存活8个月以上，胰岛组织存活更是达到了2年以上。

2012年中国科技部启动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重大科学目标导向项目“细胞多能性和人类重大疾病的猴模型研究”，齐忠权课题组主要负责异种移植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临床前移植模型建立，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在中国,早在2300多年前扁鹊时代，就有心脏移植的传说。异种移植的重大突破无疑将成为新的医学革命。我们期待器官移植这项古老而又现代的医疗技术，在中国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结出硕果，并且造福于全人类。